二是将原告资格等同于原告地位，事实上原告资格在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时就已经取得，而原告地位则是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并为法院受理后才能具有的，二者是应然与实然的关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一些重要进展——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赔偿制度的确立和运转，立法民主化、依法行政、司法改革的推进，以及权力制约和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直到依法治国写进宪法，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并列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宪法与政治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78宪法统治下的共和国政体和国家性质并没有变化，78宪法中确认的社会共识可以通过修宪程序转化为新法律秩序下的社会共识。
从基本权利和义务条文的数量来看，54宪法有19条，75宪法有4条，78宪法有16条，而82宪法有24条。六、完善中国特色的宪法发展模式——代结语82宪法的发展是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实现的，时代特征不断赋予宪法发展新的意义。在82宪法修改审议过程中，曾有诸多设立宪法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6]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69~70页。特别是《立法法》首次确立了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保留原则，在理念层面上已经达到了现代人权保障的标准[13]。
但是我们毫无理由乐观。二战之后，在沉痛的历史教训中，人类更加感到宪法治理价值的重要性，深刻反思宪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与地位，将所有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重新纳入宪法治理的轨道之中，并使宪法的规范功能、实践功能以及价值评价功能得到完整、彻底地体现。[31]近代作为联结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立法对所谓奇装异服持何种态度，奇和异的程度与标准如何制定，从特定角度反映了立法的价值取向及其背后深刻的时代烙印，值得我们探求。
[13]1943年则在前法基础上又增设了一条对于非公共场所或非公众得出入之场所赌博财物者处罚。短发不得垂过衣领，女公务员，女教职员，女学生，并禁止烫发及涂染指甲。[13]参见1915年和1928年《违警罚法》第45条第1款。[39]参见赣行营修改取缔办法，载《中央日报》1934年7月11日。
商人们的要求适逢其时。禁着睡衣及襟衣或拖鞋赤足行走街衢。
正所谓国家之兴亡有系于风气之隆污，人心之振糜。风俗是历史积淀的产物，自然和人文是风俗形成的两个重要因素。如1943年《违警罚法》增设规定对表演技艺及其方法不合人道或其他足以引起观众不快之感者及虐待动物不听阻劝者的处罚。禁止穿着毛线类无扣短衣。
为何作此调整，联系当时正在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就不难理解了。《违警罚法释义》，群进社1917年版，第128-129页。处罚完毕，还可施加相应的保安处分[30]。[23]同注20引书，第197页。
是凡一切足以诱导社会向上，及培养国民爱护国家之意识者，警察均负有倡导之责任。[14]于是，在私宅中或某些不对公众开放的场所为赌博行为也要受到违警处罚了。
[37]关志刚、赵哲：试论新生活运动之缘起，载《深圳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而在分则中则增设了有关注重礼节、培养爱国观念、奉行人道、爱护幼年劳动者、禁止表演不合人道之游艺及虐待动物、讲求清洁、革除不良习惯、严禁迷信与屋内赌博及禁止昧遗等培养国民道德的诸多条款。
且现代警察任务，不仅消极以维持社会安宁之秩序为已足，益且积极负有指导人民生活及增进人民福利之作用。凡着短衣者，均须着裙，不着裙者，上衣须遮臀部。且法律之性质，在一方面为制裁，而又一方面即所以为保护。衣服分长袍短衣二种，其长短大小依下列标准：长袍长度，不得拖靠脚背。罚之弥觉其细，即保护弥觉其周。时至近代，中国社会发生滔天变革，国门打开引来的中西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碰撞，推动中国社会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这其中当然包括社会风俗的转变。
[37]提倡简朴、节约和使用国货顺应时势成了新生活运动的应有之意，而原本其实很普通的妇女服饰妆扮问题也因为时势的发展变成了社会焦点，进而成为立法关注的对象。[3]为贯彻新生活运动的精神，1943年《违警罚法》确立对过失违警行为给予处罚的原则，以使国民得铲除怠忽散漫之习气。
[40]于是内政部于1934年9月6日令各省民厅首都警察机关，取缔奇装异服，尽量采用国货。[12]1915年和1928年《违警罚法》扩充到对于道路或公共处所为类似赌博之行为者处罚。
又从犯罪[46]方面说，也没有任何自在的界限来划清什么是有嫌疑的和什么是没有嫌疑的，什么是应予禁止或监视的和什么是不受禁止和监视、不启人之疑、免予查询和盘问，因而是容忍的。这种情况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新生活运动的开展才发生转变。
裙子最短须超过膝盖4寸。《大清违警律》规定对于路旁为类似赌博之商业者处罚。[11]通过拓宽惩处对象的范围及惩处条件，来实现对暗娟卖奸行为及猥亵行为的严格控制。其他妇女一个半月后实行。
[39]而中央的行政院也对此表态：值此实行新生活运动，奢靡之风，亟宜取缔，奇装艳服尤应禁止。[8]在有关猥亵行为方面，《大清违警律》根本未涉及，1915年《违警罚法》增加对于道路或公共处所为押亵之言语举动者的处罚，[9]1928年《违警罚法》又增加对当众以猥亵物加人身体令人难堪者的处罚，[10]及至1943年《违警罚法》则舍弃了公共场所的地点限制，直接规定对以猥亵之言语或举动调戏异性者加以处罚，并将媒合或容留他人为猥亵之行为者纳入同等处罚对象范畴。
[2]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动了以恢复中国传统道德为核心内容的新生活运动，希望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入手，来革新个人，进而改造社会。[42]由此，违警罚法中关于处罚有伤风化的奇装异服的弹性条款终于有了较为明确的界定。
[45]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当年在谈及警察权的问题时曾明确指出，由于外部定在之间的关系构成理智的无限性，因此没有任何自在的界限来划清什么是有害的和什么是无害的。[35]参见1943年《违警罚法》第66条第1款。
一切细节都是由风尚、整个国家的精神、当时状态、目前危险等等来规定的。[32]1915年《违警罚法》则将处罚提高至5日以下之拘留或5元以下之罚金。而20世纪30、40年代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则成为了奉行社会本位的警察在民众中宣扬国家主义精神的一次积极尝试。因此，则世风日下，人心难测。
考察几部法规，表面看该条似乎只是做了一些细微的文字调整，但细究其背后却清晰地反映了立法的意图。该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34年2月至次年3月为第一阶段，中心内容是实现社会环境的整齐和清洁。
[35]从处罚的程度看，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1]参见1943年《违警罚法》第65条第2、3款。
至于不遵本法的处罚，依旧由岗警加以干涉，如有反抗者，得拘局罚办。衣领高度，不得接靠颚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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